作为中共特科人员,项与年同志对党的秘密始终守口如瓶,同床共枕的妻子居然几十年都一无所知。
1992年,组织上决定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幕后英雄、中共早期特科人员项与年同志写传,我有幸成为传记的调查采访组成员。我们曾专程到长沙采访了在延安和项与年结为夫妻的吴健同志,本想从她那里了解一些项与年在特科工作时的细节。可令我们深感意外的是,她连项与年的工作单位及简历都不知道。作为中共特科人员,项与年对党的秘密始终守口如瓶,同床共枕的妻子居然几十年都一无所知。
项与年,1896年生于福建省连城县朋口镇文地村,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被组织派往印尼东加里曼丹,建立了中共三马林达支部并任书记。1927年“五一”劳动节,在巴厘巴板发动华侨华工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对华工的迫害,殖民当局出动军警武装镇压,项与年先是被捕,后被驱逐出境。回国后,他几经辗转联系上党组织,1928年党组织决定让他到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机关隐藏在国民党控制下的上海开展活动。在白色恐怖笼罩下进行斗争,重要的一条,就是严守组织秘密。在周恩来的指挥下,中共中央机关对所有成员提出了严格的纪律要求。对党内交通员工作,特地制定了《秘密工作条例》:一是不允许发生任何“横向关系”;二是机关(同志们的住所)所在地,只允许上级了解下级,下级不允许了解上级的、隔级的和兄弟机关的;三是党内不该了解的人和事不问,不该看的文件不看,未经允许不得传播自己所了解的事;四是坚守岗位,不允许到群众斗争场合,不许照相;五是写过的复写纸,印过的蜡纸和有机密文字的纸屑要及时烧掉。要求交通员必须做到党的组织秘密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儿女。而对经常在外活动的特科人员,纪律规定更加严格。
于是,项与年逐渐养成了严守秘密的习惯。一次他接到组织通知,要设法营救彭湃等共产党人。如何才能打听到相关信息,项与年同特科其他成员密商了许久,决定利用当时知名演员,暗中探听信息。于是,一米八几的项与年,身着西装礼服,常常进出上海豪华夜总会,与一些影星跳舞,从中暗探到了彭湃要被执行枪决的准确消息。遗憾的是营救行动最终失败。由于出入夜总会,项与年经常深更半夜才回家,妻子见他打扮得漂漂亮亮,满身的香水味,怀疑他有外遇。项与年总是找借口搪塞妻子,可妻子怎么也不相信,怪他不顾家,而项与年总是忍气吞声。
1934年9月,潜伏在江西第四区保安司令部担任情报参谋的项与年,获取了国民党对中央红军第五次“围剿”的绝密文件,内容十分详细具体。为了将绝密文件及时报告中共中央,他只身一人冒着生命危险,先是化装成教书先生,后来化装成叫花子,机智地将绝密文件送到中央苏区。中共中央之前已收到了简要密电,但项与年送来的军事情报更加详细,为中共中央迅速果断决策提供了更为可靠的依据。反“围剿”受挫后,中央红军及时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途中,毛泽东谈到红军大转移时,曾感慨地说:“搞情报的同志是立了功的!”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项与年随部队一道前进。他当时的妻子王村玉负责看守电台,在上海被抓捕,七岁的小女儿也一同被抓,母女俩在狱中受尽折磨。抗战开始后,母女俩在党组织的营救下出狱,没过多久,小女儿因在狱中患了病而夭折。
抗战期间,项与年一直从事情报、统战工作。抗战胜利后,他随三五九旅进军东北,自此到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东北从事领导工作,先后担任延寿县人民政府县长、松江省建设厅副厅长、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等职。“文革”期间,面对红卫兵的蛮缠耍赖,他始终坚守党的秘密,从不透露半点有关组织秘密的事。1978年10月,项与年在龙岩逝世。这位中共特科人员把机密永远带走了。
项与年同志革命战斗的一生,体现了中共早期地下工作者为了革命胜利,宁愿牺牲个人的一切,严守秘密、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他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尚情操,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李元健 作者系福建龙岩市委原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