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北省武汉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检察官谢兵收到当事人韩某发来的感谢信。他在信中写道：“在我人生就要跌落悬崖之际，是检察官将我拉了回来，让我再次相信法律的力量。原来，正义真的不会缺席。”
韩某是一名签约游戏主播。因合同争议，他与签约公司发生纠纷后背负高额违约金。受理了韩某的监督申请后，办案检察官在公司与韩某之间反复沟通，促成双方自愿签署和解协议，恩怨一笔勾销。
在武汉市检察院进行采访时，记者发现韩某案正是近年来武汉市检察机关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司法理念的一个缩影。
“两头牵线”化解邻里纠纷
三年前，武汉市民陈某与邻居王某因一次意外事故引发纠纷。在事故中受损的王某在大半年后才找陈某索赔。陈某觉得时隔这么久才来索赔分明是讹诈。双方协商未果后，王某起诉至法院。法院判决陈某赔偿王某损失9万元。2021年3月，陈某来到武汉市检察院申请监督，办案检察官姚绍琼接待了她。
姚绍琼经审查发现，王某在半年后才索赔是因为孩子参加中考无暇顾及，法院判决也并无不当。根据审查结果，检察机关本可以直接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可是这个矛盾已经困扰了两家人三年多。如何能彻底解决这个事情、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姚绍琼思考后，决定跟双方好好聊一聊。
“邻里之间应该相互包容理解。谁都不想发生火灾，大家都是受害者，如果你们愿意和解，可以协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赔偿数额，一次付清之后，让这事就此翻篇。”试探到双方都有和解意愿后，姚绍琼先后组织了十余次调解。最终，双方达成和解，7万元赔偿款一次性结清。
“能赶在孩子高考前解决这个事情，我们全家都很高兴！感谢检察官做了这么多工作！”王某对姚绍琼感谢道。
精准监督拆穿虚增债权
武汉市某区检察院民事检察官在履职中发现，赵某与急需用钱又贷款无门的高某签订了高于实际出借金额的借款合同，后以高某到期未还款为由将其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高某还本付息。庭审当天，高某未出席，法院根据借款合同确认的借款金额，判令高某返还5万元本金及2000元利息。判决生效后，赵某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职业敏感性提示检察官，此案很可能涉及虚假诉讼。“赵某给我转账5万元后，我当时就取出现金还给了她一部分，当初说好借多少还多少我才签的合同。”在对该案进行调查中，高某在接受询问时一再喊冤。
经过检察官多轮调查，赵某承认了虚增债权的事实。2019年11月29日，某区检察院依职权以虚假诉讼为由向区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区法院对虚假诉讼认定持不同意见，并未采纳建议。该区检察院遂向武汉市检察院提请抗诉。
武汉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检察官田芬受理案件后，有几个疑问始终萦绕心头：“虚增债权算不算虚假诉讼？改判几率有几成？”“通过民事诉讼中的调查取证，认定职业放贷人和虚假诉讼在全国并不多见，抗诉冒不冒险？”田芬通过检答网搜索同类判例，又向专家提交咨询。
“如果还有证据能佐证当事人口供，是有抗诉基础的。”专家的回复意见增强了田芬的信心。在后续的调查中，她从公安机关了解到，赵某另有多起同类案件正在调查中，于是与公安机关展开协作，进一步固定了赵某构成职业放贷人的事实证据，并通过调阅银行流水、询问当事人等方式夯实了证据。
2020年11月9日，武汉市检察院向武汉市中级法院提出抗诉。2021年7月27日，武汉市中级法院指令区法院再审后对案件予以改判，支持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认定赵某系职业放贷人，判令高某返还借款本金2.25万元。
“要不是检察机关的有力监督，我就白白赔进去近3万块钱，以后我再也不乱签借贷合同了！”拿到新的判决后，高某感慨万分。
司法救助向外卖员传递温情
2021年1月27日，外卖员孙某向检察机关反映了一件糟心事：他在送餐途中被私家车撞伤，误工近半月，还因此错失了年终跑单活动的千余元奖励金。因孙某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事故发生与奖励金损失有直接关联性，法院只判令肇事人赔偿孙某1350元误工损失，奖励金损失并未获法院支持。
面对生效判决，孙某满肚委屈，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我50多岁了，没有固定工作，本想临时跑单赚钱供孩子读书。事故之后，我不仅工作丢了，期盼已久的奖励金也没了。请你们一定要帮帮我呀！”
江岸区检察院检察官经审查卷宗材料后认为，根据孙某提交的证据，确实不能证明奖励金损失是由事故造成的，法院判决并无不当，并多次向孙某释法说理。同时告诉孙某，他的情况可以申请司法救助。但孙某心有不甘，坚持想通过诉讼让肇事方赔偿自己。
检察官随后从外卖平台调取到孙某的跑单记录，并核实了奖励活动的真实性。根据活动规则，事故发生前，孙某已完成活动要求的跑单数，只要再出勤5天即可拿到千余元奖励金。有了新证据，江岸区检察院向武汉市检察院提请抗诉。
2021年5月28日，武汉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就案件是否达到抗诉标准、怎么解决申请人实际困难展开充分讨论。经过综合评判与分析后，多数人认为，按照现有证据，抗诉并不一定能得到法院的支持，时间也比较长。司法救助能够快速帮助孙某摆脱讼累，是解决其实际困难的“最佳途径”。
达成共识后，两级检察院办案检察官一起跟孙某沟通，为他解释法律程序、分析利弊。考虑再三后孙某撤销了监督申请，并向检察机关递交了国家司法救助申请。目前，2000元司法救助金已发放到位。（周晶晶 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