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是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爱国华侨领袖、企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等时期，陈嘉庚都作出过重大贡献，曾被毛泽东称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实业报国
鸦片战争后，在困顿与徘徊中挣扎的中国人奋力求索，掀起了“下南洋”谋生的热潮，陈嘉庚的父亲陈杞柏就是其中的一员。陈嘉庚出生时，父亲正在新加坡经营米店和一家小厂。1891年，17岁的陈嘉庚第一次下南洋从父经商。不幸的是，1904年，父亲破产并欠下巨额债务，重振家业的担子落在了青年陈嘉庚的肩上。事实上，根据当时新加坡的法律，父债不必子偿，但从小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陈嘉庚还是毅然承担了父亲的所有债务，从此便也开启了艰辛的商业之旅。他曾这样回忆道：“非常事业要达成功，亦应受非常之辛苦，若乏相当之毅力，稍不如意，便生厌心，安能成事哉？”可见创业的道路是极为困苦的。
而立之年的陈嘉庚，经过多番市场考察，发现菠萝罐头销路多且投入资金少，于是决定利用手头仅有的资金加借来的7000元，在距离新加坡城区10英里的淡水港山地创办菠萝罐头厂，并给自己菠萝罐头的商标定名为“苏丹”，意思是菠萝罐头之王。在他的精心打理下，菠萝罐头厂的运营非常好，收获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然而，1906年夏季，菠萝罐头行市低迷，陈嘉庚的罐头厂遭遇打击，这使得他不得不探寻新的商业项目。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一个橡胶商人那里购进了18万粒橡胶种子并购买了大片土地，建起了自己的橡胶种植园，后成为雄踞南洋的橡胶王国。而其经营的菠萝罐头厂走出低迷之后，在1913年产量已经占据整个新加坡的半数以上，真正成为了业内的“苏丹”。不仅如此，此时的陈嘉庚审时度势，决定涉足轮船航运业，及时改变经营策略的他再次赢得了可观利润。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陈嘉庚依靠经营的菠萝罐头厂、米业、橡胶业和航运业，迅速跻身新加坡富豪之列。
教育兴国
民国初年，陈嘉庚敏锐地认识到“民智不开，民心不齐，启迪民智，有助于革命，有助于救国，其理甚明。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是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需要”。正是本着这份爱国兴学的初心，他多次返回故里，倾资办学。
陈嘉庚先后在故乡创办了集美小学、幼稚师范、乡村师范、女子师范以及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专门学校。
陈嘉庚最为世人所称道的是他一手创建福建省最早的综合性大学——厦门大学。作为全国唯一一所由华侨独资创办的大学，当时厦门大学设有文、理、法、商、教育五大学院，17个系。19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正式开学，却因严峻的全球经济危机，陷入办学资金急剧减少的困境。尽管市场的不景气严重打击了华侨企业，但陈嘉庚没有退缩，而是坚定地表示：“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陈嘉庚果真变卖了自己的3座大厦，以换取了维持厦大运营的经费。
据不完全统计，陈嘉庚一生用于办学的善款超过1亿美金。他不仅自身倾资兴学，而且带动一大批仁人志士捐资助学，振兴中华。正是在他的倡导下，大批华侨纷纷捐资办学，蔚然成风，使中国的东南部崛起数座学术重镇。
抗日救国
陈嘉庚虽身处南洋，但一直心系苦难中的祖国。1906年，陈嘉庚与途经新加坡的孙中山初次会面，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熏陶，热情投身于民主革命，于1910年春加入中国同盟会。
“九一八事变”前后，陈嘉庚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1928年，日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陈嘉庚听说后，立即领导华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抗日战争期间，他精心筹划组织，带头捐款捐物、认购国债，使南侨总会在短短3年多的时间内便为祖国筹得约合4亿余元国币的款项。此外，他还组织各地筹赈会为前方将士捐献寒衣、药品、卡车等物资，并在新加坡和重庆投资设立制药厂，直接为前线供应药品。
在全力支援祖国抗战的过程中，陈嘉庚增进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理解与认同。1939年，陈嘉庚应国内之请代为招募3200余位华侨机工（汽车司机及修理工）回国服务，在新开辟的滇缅公路上抢运中国抗战急需的战略物资。1940年，陈嘉庚率领“南侨慰问团”回国，这是他一生中尤为壮丽的篇章。他在《南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这次考察重庆、延安等地，访问国共两党，可以说陈嘉庚是“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辛苦”。此行他亲眼看到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望和延安的政治清明，对国共两党的态度开始发生重大转变。他据实发表关于延安观感的演讲，积极热情宣传，盛赞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新气象，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嘉庚的爱国民主活动依然在继续着，他积极创办《南侨日报》，宣传爱国民主思想。（王鹏 柴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