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了一组饱含家国情怀的名言佳作，激励文艺工作者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其中就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989—1052年）以《岳阳楼记》一文名垂千古，他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及第，到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死于赴知颍州（治今安徽阜阳）任途中。他为官37年，既历知州县，又数任朝官；既出宋夏战争前线为将，又入朝廷为相。韩琦称赞他：“雄文奇谋，大忠伟节。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者。”王安石评论他：“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范仲淹的从政生涯中，蕴涵着极为宝贵的政治思想和智慧，也蕴涵着极为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而其为政之道最为突出的，则是“以天下为己任”。
有忧天下之心
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首先表现在他“有忧天下之心”。中国古代士人，历来具有比较强烈的忧患意识。范仲淹不但像一般士大夫那样，“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且像他在《岳阳楼记》中所说“进亦忧，退亦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他的思想境界远远超出一般士大夫之处。
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十二月，时任监泰州西溪镇盐仓的范仲淹，即上书尚书右丞、枢密副使张知白，渴望有机会“言天下之道”，以便“有益于当时，有垂于将来”。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四月，范仲淹又上书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和宋仁宗，提出救文弊、讲武备、选贤俊、抑侥幸、崇圣德、少巡幸、纳远谋、勿独断等八项建议，着重指出要“外防夷狄、内防奸邪”“防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乱”。“监泰州西溪镇盐仓”是一个掌管盐税的从八品小官，范仲淹身在海隅，心忧天下，可谓“退亦忧”“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范仲淹入朝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九月，即上书奏言：“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可谓“进亦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先忧后乐”正是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又一突出表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虽然在他57岁时才见诸文字，但却是他一贯的思想。欧阳修在《文正范公神道碑铭》中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范仲淹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范仲淹一生为官清白。富弼在《范文正公墓志铭》中说：“公天性喜施与，人有急，必济之，不计家用有无。既显，门中如贱贫时，家人不识富贵之乐。”范仲淹晚年知杭州，子弟建议他在洛阳修建宅第，以便作为养老之地。他断然拒绝，说：“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艰退，不患退而无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谁独障吾游者？岂必有诸己而后为乐耶？俸赐之馀，宜以赒宗族。”于是，他用俸禄在家乡苏州买了一千亩良田，号义庄，以周济族人。义庄延续了900年。范仲淹之乐是“道义之乐”，已经远远超出“形骸”和“居室”之外。“心忧天下”即其乐。
竭诚尽力辅佐朝廷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契丹发兵二十万，大举南下；十一月，兵临澶州（治今河南濮阳）城下，直接威胁京城开封。宰相寇准力促宋真宗亲征澶州，渡过黄河，登上北城门楼。宋朝将士望见皇帝仪仗，皆呼万岁，声震原野，勇气百倍。此前二日，契丹统军萧挞览被宋军伏弩射死，士气大挫。经过多次往返交涉，双方遂订立“澶渊之盟”。副宰相王钦若认为：“澶渊之役，（寇）准以陛下为孤注，与虏博耳。”说寇准力促宋真宗御驾亲征是拿真宗作赌注，孤注一掷，与辽朝赌博。范仲淹则认为,寇准“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范仲淹把寇准所为看作最大的忠诚，而他自己为官从政也正是这样做的。
一是直言极谏，愈黜愈奋。范仲淹认为：“儒者报国，以言为先。”立志要像灵乌一样：“警于未形，恐于未炽”“虽死而告，为凶之防”“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三次入朝为官，都因为上书言事而被贬黜。例如,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八月，范仲淹由知苏州第三次被召入朝，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跻身侍从之列。当时吕夷简为宰相，他三度入相，把持朝政达11年之久，“进者往往出其门”。范仲淹上书言官人之法，人主不宜全委宰相。夷简大怒，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次年五月，范仲淹被贬，出知饶州（治今江西鄱阳）。但他却愈黜愈奋，正如他在谢表中所说：“不以毁誉累其心，不以宠辱更其守”“徒竭诚而报国，弗钳口以安身”。虽被贬黜，仍然一心竭诚报国，决不为了自身的安危而钳口不言。
二是出将入相，敢做敢当。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十二月，朝廷闻西夏主李元昊称帝，遂命知永兴军（治今陕西西安）夏竦、知延州（治今陕西延安）范雍负责抵御西夏。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宋军于延州的三川口大败于西夏，主将刘平被俘，几乎全军覆没，延州被围七日，朝野震惊。范仲淹因韩琦推荐，由知越州（治今浙江绍兴）赶赴宋夏战争交战前线，与韩琦同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抵御西夏。当时延州新败，人心惶惶，范仲淹主动请求兼知延州。他选将练兵，严明号令，很快稳定了局势。面对西夏，是攻还是守？群臣展开了激烈讨论，宋仁宗最后决定采用韩琦所划攻策，诏鄜延、泾原两路于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上旬共同进兵，讨伐西夏。范仲淹请求他所在鄜延路正月不要出兵，先修复城寨，牵制西夏兵马，与出师无异。当年二月，韩琦命环庆路副部署任福率兵一万余人深入西夏境内，在好水川中敌埋伏，主将任福战死，又几乎全军覆没。范仲淹提出“近攻久守”之策，被宋仁宗采纳，推行了一系列措施：一是进筑城寨，建立巩固的军事据点；二是招抚属羌，争取宋夏交界处的少数民族；三是征用土兵，屯戍边境，农战结合，大兴营田。经过三年的努力，宋夏战局得到扭转，双方签订了和议。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范仲淹因抵御西夏有功入朝为参知政事。宋仁宗多次赐手诏督促范仲淹等对当世急务提出建议。范仲淹遂奏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其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这十项建议基本都被宋仁宗采纳，付诸实施，史称“庆历新政”。这次改革虽因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和宋仁宗的始从终弃而告失败，但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值得充分肯定。
范仲淹以其强烈的忧患意识、担当精神，展现了士大夫最为可贵的一面，成为中国古代官员的典范。他毕生追求的政治理想至今仍然闪耀着光辉，激励着为官从政者躬身力行。（张希清）